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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的9月即将过完,清晨的上海大陆新村9号,一派平静。一个通宵写作,刚准备睡去的男人,突然接到医院通知,说他夫人即将临盆。男人匆忙赶往医院,还没等他开口询问,医生便拿出一沓手术签字同意书,犀利地问道:“保大还是保小?”男人呆滞了几秒,坚定地回复道:“保大。”这个男人,正是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。而当时正躺在手术室中的女人,是她的夫人许广平。医生立刻转身回到手术室中,拿一把钳子夹紧孩子的头,硬生生将孩子拽了出来。所幸,母子平安。就这样,鲁迅唯一的儿子,在意外中降临人间。因生在上海,鲁迅给他取名:“周海婴。”不幸是,他只享受了7年父爱,便与父亲天人永隔。然而“父亲是鲁迅”,却裹挟了周海婴一生,他曾无奈地说:“我始终活在父亲的‘人场’中。人们认为“我应该写文章,不能说错话、做错事”只要有一点问题,就会被扣上“枉为名人之子”的帽子。但这种偏见,没有让海婴变成一个胆小懦弱、偏信教条的人,反而让他更观照内心,不断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,最终活出了真我。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抵了解,孩子如果被钳子用力夹出,有多危险。周海婴虽然幸运地活下来,但从小体弱多病,时不时就会爆发严重哮喘。受疾病困扰,他总是缺课,读书并不伶俐,但鲁迅却从未因此焦虑。比起学习,他更担心孩子的身体,还为海婴制定了三种治疗哮喘的方法。轻度哮喘用蒸汽法,口鼻吸入;中度用“安福消炎膏”加白色薄荷味药膏,贴背部或前胸;重度将二两芥末糊冲入开水,热敷背部。每次都药到病除。折磨海婴的不只哮喘,还有痢疾。当时海婴只有一岁多,为保全性命,鲁迅一共陪伴他去医院打过14次针。再长大一点,每到夏天,海婴就会起痱子。这时,鲁迅总会为海婴涂上治疗痱子的药,涂完前胸涂后背。许广平则静静坐在一旁,扇动扇子加快药水变干。海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,他躺在父母中间,被爱滋养着。尽管仅有7年父子缘分,但鲁迅竭尽全力,给了海婴一个可以自由探索且愉悦的童年。用周海婴自己的话说:
“父亲极力不多给我打击,甚或不愿拂逆我的喜爱”。海婴六岁时,叔叔周建人通过工作之便,给他买了一套《儿童文库》和一套《少年文库》。书籍昂贵,海婴年龄尚小,所以许广平并不允许他动这两套书。可孩子的世界里,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有魔力,海婴想看极了,于是跟许广平哭闹起来。正在书房写作的鲁迅,闻声赶来,询问缘由后,一起帮海婴说服许广平。从那天起,海婴的书屋开始被很多书籍填满柜子,可以随意阅读。海婴后来回忆道:“父亲从不要求我背诵哪段,也从不规定我看什么文章。”正如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中写道:
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,但既已分立,也便是人类中的人。”“因为即我,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,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;因为非我,所以也应同时解放,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,成一个独立的人。”或许从那时开始,鲁迅就奠定了海婴一生的基调:不必光芒万丈,不必成为别人,只需按照喜好,成为自己。依照天性,海婴的事业不仅没有成为鲁迅的延续,反而与鲁迅颇喜爱的文学南辕北辙。这一切,与海婴从小历经过的种种密不可分。海婴100多天时,鲁迅带着全家去照相馆里拍合照。小小的海婴,还无法走路说话,但却对第一次见到的,可以发出剧烈闪光、声音的“镜匣子”,异常感兴趣。无感敏锐的鲁迅,很早便发现了海婴对镜头的喜爱,于是更加注重培养他看电影、戏剧,不论走到哪儿,都要合张照。一次,鲁迅带海婴到日本去,拍下一张照片,后来还在文章中感慨道:
“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,给儿子拍过一张照,他满脸顽皮,真像个日本孩子。”通过镜头定格海婴的成长,是鲁迅始终在做的事。少年周海婴在这样的熏陶下,海婴对摄影有了模糊的概念。但那时候,他还不知道,自己未来将会与摄影结下长达70年的缘分。然而,一切有迹可循。海婴5岁多的一天,跟鲁迅一起乘坐黄包车,鲁迅看到车夫的手受伤了,不急于赶路,而是语气温和地让车夫等一下。小小的海婴站在父亲身旁,不知所以然。他好奇地望过去,只见父亲用随身携带的绷带,动作温柔地给车夫包扎。这个场景,如一个个慢镜头堆叠在一起,诠释了最底层人民的苦难,也诠释了父亲的共情之心。海婴深深被震撼了。从那刻起,海婴学会了平视世界,喜欢上了观察普通人的一举一动。在海婴眼中,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,都过得那么艰辛,大家饱受战争侵袭,很多人流离失所。可每个人都向死而生,掩藏不住坚强的底色。周海婴摄影作品海婴逐渐开始理解,自己因为父母的奋斗,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,但并非人人拥有这样的条件。他也想跟父亲一样,为普通人民做些什么。然而,还没来得及等他做出些什么,父亲就因病去世了。临终前,他嘱咐许广平:
“孩子长大,尚无才能,可寻点小事过活,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这就是鲁迅对孩子的希冀,他不求海婴名震四方,只求他健康成长,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,好好生活。鲁迅的临终嘱托,让海婴明白,他不用成为父母的延续,父母那些未完成的梦想,不必他去实现。他是他自己,可以去做一场全新的梦。海婴的梦,生根于幼时父亲带他拍照时传递出的慈爱,也在后来的经历中发芽。1936年末,鲁迅刚去世不久后,许广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来信,邀她去杭州散心。那年海婴年仅7岁,自然不能脱离母亲的看管,他们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,海婴管她叫:“蔡阿姨。”在杭州的日子还算惬意,海婴每天随母亲与蔡阿姨外出。很快,蔡阿姨随身带着的黑色小型相机,引起了海婴的注意。小海婴发现,这个神秘的“黑匣子”可以把风景收录其中,然后风景摇身一变,就能成为一张张可随身携带或挂在家中的照片,神奇极了。为了摸摸那台“黑匣子”,更为了弄清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,他每天围在蔡阿姨身边,或问这问那,或用心观察。周海婴与许广平经不住海婴左缠右磨,在蔡氏简单的讲解后,海婴上手拍了几张照。当时相机和胶卷的价格颇为昂贵,海婴开心地按下快门,另一边的蔡氏早已“心如刀割”。在拍下“渔夫撒网”的照片后,蔡氏就将相机收回了。海婴并不尽兴,拍摄照片的兴趣更浓厚了,拥有一台相机,成了他热切的渴望。许广平看得出海婴对摄影的热爱,在他12岁那一年,跟朋友借来一台相机。海婴由此开始专门学习摄影。起初拍下的两张雪景照片,被许广平起名为“雪痕鸿爪”和“大地蹄痕”。两个标题之下,是一位母亲对孩子进步的鼓励。有了母亲的支持,海婴对摄影爱得更加深沉。此后余生,他从最初的底片冲洗,到后来的数码相机,拍下了2万余张照片。自始至终,他的镜头下只有一个题材:普通人。于是,身着简陋衣衫,仍旧满脸笑意、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贩步态,被海婴如实用镜头记录下来。历经岁月变迁,这张照片成为那个时代里,人民在压迫下展现乐观精神的明证。周海婴摄影作品《熟食小贩》因为身份特殊,周海婴母子经常身处重大历史事件中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许多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,在党中央的秘密布置下,悄悄回国。周海婴随母亲,与郭沫若、侯外庐等人,一同乘坐“华中轮”回到内陆。为了保护一大批文人和党内人士周全,这次行动并没有记者跟从。海婴随心而动拍下的几张照片,无意中记录了历史瞬间。几天后,从香港抵达沈阳的民主人士,召开新政协商讨会议,与会无关的海婴,得以在现场东游西逛。恰巧将大家开会的时刻记录了下来,成为了难能可贵的史料。海婴后来回忆道:
“近七十年来,我的摄影兴趣不减,这与时局、运动、心情和工作、生活有直接关系。在摄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乐趣,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。”世间最好的人生,莫过于将满腔热爱,融入生活点滴,且因为热爱,为社会贡献一抹微薄的力量。以此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周海婴摄: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或许是因为鲁迅在《死》中,期许海婴不要成为空头艺术家;或许是因为“鲁迅之子”带来的禁锢和偏见;虽浮生所见人、事众多,摄下照片数以万计,但海婴却从未轻易示人。等这些照片展现在大家面前时,鲁迅已逝去整整80年,海婴也已年过古稀。此时,人们才知道,我国无线电专家海婴,竟还是一位摄影家。他镜头下的普通人,构建了一个时代,很多成为历史孤本。可见海婴一生,丝毫未想要因此沽名钓誉,只是为了满足自我。比起摄影,海婴的无线电专家身份,更为人所知些。成就他的,依旧是他的童年。1934年,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来鲁迅家避难,受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悉心照顾和热情接待。瞿秋白、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为了表达感谢之情,日子过得颇拮据的二人,给海婴买了一套进口玩具,叫“积铁成象”。这个玩具,可以根据图纸变幻出几十种机械物件,海婴最喜欢拼装的就是起重机。安装好的起重机,竟可以慢慢将摇臂抬高,吊起一件物品。海婴的童年,因此多了一抹色彩和趣味。后来,他曾对瞿秋白夫妇颇为感谢地说道:
“当时先生预料,将来革命成功,必有一番大规模建设。而这些建设工作,没有人才是不行的。对下一代必须及早给以科学技术教育,以备将来深造之用。”有了“积铁成象”的基础,海婴开始拆卸、安装家中的所有玩具,如此反复,不知疲倦。慢慢地,家中的玩具已经满足不了他,他就将目光转向鲁迅给他买的那架留声机。有一天,趁父母不注意,海婴将留声机“大卸八块”,虽然弄得满手油污,但却乐在其中。这一幕被许广平看到,吃了一惊。那台留声机是鲁迅托内山先生买的日本货,不仅国内少见,也着实花了一大笔钱。眼下,这样稀罕的物件,竟被自己淘气的儿子拆得稀碎,许广平的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怒火。她本想骂海婴一顿,但话到嘴边了,却吞了回去。半晌,她才说:“你把它恢复原样。”海婴望着母亲的脸,短短的几十秒中,仿佛有十几种复杂情绪汹涌而过。他敏锐地察觉到,自己做错事了。母亲的要求,虽有挑战,但得做到,不然母亲即便不说教他,也会伤心一阵子。于是,海婴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他望着一地零件,深呼吸,凭着记忆和对于结构的理解,一块一块组装起来。从阳光正暖,到日暮倾城,海婴终于将留声机完整地拼了起来。他屏气凝神地拨动了留声机的按钮,悠扬的音乐瞬间充满房间,海婴内心雀跃极了,高兴地欢呼出来。那是他人生中,第一次克服的“重大”困难。有了一次,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,渐渐地,他开始拆一些结构复杂的物件,诸如缝纫机之类。每每拆完,都能再复原。伴随着自信心的增长,海婴对机械物理的喜爱也更为强烈。但眼下,时局动荡,生活拮据,海婴并不能接受正规且系统的教育。好在,鲁迅去世前嘱托许广平要带着海婴迁入租界,于是他们搬入了霞飞坊。在那里,海婴受到了顾均正、巴金、吴克坚等人的指导,学业上并未过多荒废。但许广平和海婴宁静的生活,却又一次被打破了。1941年,白色恐怖四处蔓延,作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被捕入狱,遭受了电击等重刑,被关在狱中整整76天。回到海婴身边时,她膝盖上全是乌青,基本不能走路。当她再次见到儿子时,却是满心忧虑。她想,如果有一天,自己真的遭遇不测,自己的儿子又没有一技之长,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?再加上同一时期,海婴的哮喘又严重起来,学校也是去一下,不去一下。为了让儿子未来可以养活自己,许广平决定给海婴请一个家庭教师。然而,这一举动在别人看来却别有深意。诸如“鲁迅的家眷过于溺爱孩子”,“恐海婴不能长成鲁迅那样的人”之类的言论,不绝于耳。这让年满12岁的海婴,深刻地感受到做名人之子的沉重。原以为,风波过去,一切都会平息,但没想到,这些声音始终充斥在海婴身边,持续终生。因此,从海婴懂事起,就在努力走出父亲的光环。他想要活成自己,凭借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,愈加强烈。1945年,胜利的曙光普照着每一个中国人,海婴也深处其中。可许广平却没有因此感到丝毫轻松,她更焦虑了,因为此时的海婴已16岁。为了让海婴有一技之长,许广平便跟海婴商议,让他去夜校里读个会计之类的专业。海婴听从母亲的话去听了几节课,觉得自己实在没兴趣,就偷偷跑去旁听了一节无线电课。课上老师给他们发了一堆零件,让大家装配收音机、发迅机等物品,这个课程,令海婴心中一亮。跟随心之所向,海婴转到了无线电专业。不过几年的学习,海婴就在老师们的指导下,考取了当时颇难到手的无线电执照,并兴冲冲地在家里的房顶上架起了天线。彼时,正处解放前夕,风声正紧,海婴身份特殊,国民党对这一行为异常重视。有一天,有位民主人士去海婴家里做客,提醒道:“你还在玩无线电啊!”听着意味深长的话,怕累及家人的海婴,最终无奈地拆下了那套无线电装置,海婴第一次无线电试水,“流产了”。他不甘心,期望终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“玩儿”无线电。这一等,就是4年。1949年,新中国成立了,海婴为继续梦想和热爱,进入华北大学,对语数英理化等科目,进行了系统学习。这里的日子,是海婴一生中远离父亲光环的短暂日子。在那里,大家穿着学校统一发的制服,吃着学校里无差别供应的餐食,每个人都贫穷且快乐,这让周海婴心生感慨:
“人人都感受到自己融入了革命大家庭,都需要脱胎换骨。大家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,谁也没有优越感,却又从来不自卑。”3年后,海婴又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物理专业。然而,这里的日子,却再次让海婴因为“父亲是鲁迅”而被误解。有一天,海婴看到班里一些同学正在打桥牌,于是觉得好奇便走过去看。没想到,这个行为被其他同学解读为:“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,就知道打桥牌。”听到这些话后,海婴只是沉默,最终黯然离开。从此,海婴为人更加低调,默默扛起父亲加给他的重担。为了打破“鲁迅之子”带给他的偏见,他不断在工作中发奋努力,只为活出真正的自己。想要在无线电领域成就一番事业的海婴,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遭遇到更大的困难。那时候,国民党残部仍藏匿于各个省市内,大多数跟无线电挂钩的人,都是有危险的。当时,人们对无线电行业避之唯恐不及。唯独周海婴不同,他注册了无线电代号“C1CYC”,还跟一些无线电地下玩家在空中沟通。为了让无线电业余活动可以公开化,培养出更多行业人才,海婴开始编纂一些跟无线电有关的书籍。几乎每次人大会议、电子行业高峰会,海婴都要站出来,为那些无线电地下爱好者发声。在他的不断呐喊中,1992年,无线电玩家的春天来了,他们终于盼来了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日子。这一年里,更多新无线电玩家涌入,惊喜地听到了海婴的声音。他们彼此交谈,相互鼓励,一起在小众领域里作出微薄的贡献。后来,随着网络的兴起,无线电行业开始没落,海婴也被调入广电总局,一直工作到退休。2008年,鲁迅诞辰80周年,周海婴为纪念父亲,将自己拍摄的2万张照片进行了展出。人们才惊喜地发现,这个顶着“鲁迅之子”的名头长大的孩子,不仅在无线电方面有所成就,还是一位“摄影达人”。如今周海婴先生已经故去,终其一生,他都在与偏见对峙,努力走出父亲的光环。周海婴晚年曾感慨:
“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,去赢得社会的承认。”82年,于时间无垠的荒野里,周海婴被出身束缚,却从未向命运妥协。名利于他,原唾手可得,但他却淡泊处之,始终在完善自我。儿子周令飞这样评价道:
“祖父在给父亲压力的同时,又一直在鞭策着他。父亲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,不停地在成长,在最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人格。”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一生中,周海婴将自己活成了一束光,迎来了生命的绽放,也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评价,活成了想要的自己。